人们常把苦挂在嘴边，仿佛压力是今天才出现的发明。可在更早的年代，困苦是写在法令里、刻在风雨中、藏在疾病背后的。1634年之前的北京城还在照常开市，到了崇祯十六年、公元1643年，城内忽然风向大变：“朝病夕逝，人人惴惴不保。”“有全家数十口，一夕业命者。”当李自成的队伍逼近，守军并不是因战术失误，而是因瘟疫先行把兵员掏空，最终崇祯在煤山自尽。与其说是兵败，不如说是城中先败在秧苗未熟的病气之上。
疾病与战争的双生刃
从北京往西北遐想，欧洲的记忆同样阴冷。公元1347年至1353年，黑死病在六年内卷走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，约2500万人。黑海的卡法城被蒙古军久攻不下，便把染病的尸体用抛石机投进城中，城内居民一路逃亡，所到之处疫情蔓延。意大利、法国、西班牙、英格兰相继沉入死亡波浪，街头尸体无人敢收。更可怖的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人心的瓦解：有人造谣称犹太人在井中投毒，美因茨焚杀1.2万犹太人，斯特拉斯堡屠戮1.6万，只为给恐惧找一个可见的靶子。
回到中国，瘟疫与战争也常相互缠绕。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，曹操军自北而南，气候不合、军中病疫大作。他在《蒿里行》里写下：“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亡。”孙刘联军的胜利，除了谋略与水势，另一半，是病气在对手阵中撕开了裂口。更早一些，到建安二十二年、公元217年，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记述：“疠气流行，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”“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。”这种遍地哭泣的景象，与东汉末年人口从汉灵帝时的5648万跌落至三国鼎立时的763万遥相呼应。刀兵杀人有限，真正的屠夫是看不见的疫气。
展开剩余84%制度的刀口：税法与徭役
如果说瘟疫是不请自来的天灾，那么税法与徭役则是写在纸面上的人定之灾。战国改革家李悝曾把一家人的生计算过一笔冷账：五口之家，耕百亩，风调雨顺、每亩收1.5石，合计150石。国家税是十分之一，先割去15石；吃饭，一个成年人一月要吃1.5石，五口人一年即90石；衣被、冠履与布帛约耗费300钱；祭祀、交际与丧事又要300钱。结果呢？账面仍差450钱。这个缺口在丰年都难填，何况遭遇歉收。到了汉代，晁错把农人的一年画得更细：“农夫五口之家，能耕地的不过两人，春天耕地，夏天锄草，秋天收割，冬天储藏。”“砍柴，修官道，服徭役。春天吹风沙，夏天晒太阳，秋天淋冷雨，冬天挨冻。”字里行间，像是把一年四季的疲惫逐一摊开。
徭役的逻辑更简单：国家征用劳力，通常不付薪，工具自备、口粮自理。秦修长城，陈胜与吴广赴渔阳戍边，路途延误、按律当斩，逼得他们只好揭竿而起。元朝治黄河、筑堤坝，工程本为良政，却因强征民夫，令“家里地荒了，老婆孩子没人管”，红巾军的火种因此蔓延。隋修大运河，千年受益的水脉背后是动辄几十万的徭役，累死病死者不计其数，尸骨无人收葬，在途皆为枯骨。
在纸面上，历朝税制改革不断换形：唐代两税法，明代一条鞭法，清代摊丁入亩。两税法按户调节、以夏秋分征；一条鞭把徭役折银归并于田赋；摊丁入亩则把人丁税摊入田亩。名字越来越“简化”，负担却未必更轻。黄宗羲曾出一个刺耳的规律，人们后来叫它“黄宗羲定律”：每一次改革，百姓的负担不降反升。中央说收一两银，到了地方就能变作一两三钱，层层加码，把纸上的轻松变成现实中的沉重。
碎裂的家与分家的法令
战国秦变法中，商鞅立下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”的规定。有两个成年男子却不分家者，税赋翻倍。表面看是鼓励分家，实则是把小农经济进一步碎片化。碎化带来的好处是户籍更细，征收更稳；带来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：家族保护力下降，风险不能共担，赋役落到更小的单位上，抗灾能力更弱。一纸法令，落到田间，是兄弟在秋天里各自收割也各自担税。
与制度的冷硬相比，个体的选择常柔软，但未必不艰难。西晋的李密，生于公元224年，六个月时父亲亡故，四岁母亲改嫁，祖母刘氏把他一把屎一把尿养到大。李密体弱，九岁仍不能行走。长大读书有名，晋武帝征召为太子洗马——这是皇太子之属官，近侍近教，几乎是仕途的捷径。李密却上疏辞官，为的是侍奉病弱的祖母。他的《陈情表》直白而哀婉：“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”“母孙二人，更相为命。”晋武帝不责，反赐奴婢两人与赡养费用。李密的退步，是在逆风里护着一个老人的余年；帝王的允诺，是在制度夹缝中给出一线温情。
在道路上奔波的人
同样把家当作牵挂的还有杜甫。公元759年，他47岁，这年辞官，不是贪闲，是活路难维。自洛阳返华州，他目睹唐军败走，沿途皆流民与尸骸，于是写下“三吏”“三别”，句句是道路上的哭声。七月离华州赴秦州，十月再往同谷，十二月抵成都。一年里三度迁徙，全家跟随，几次几乎挨饿。安定下来后，好不容易盖一座茅屋，次年八月，一场大风将屋顶吹散，他诗中写：“布衾多年冷似铁，娇儿恶卧踏里裂。”又道：“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。”屋外大雨未止，屋内小雨不休，连诗人也只能缩在破衾里熬过长夜。这是杜甫的个人史，也是乱世中千百个无名者的共生活画。
医疗的片段与国家的应对
并非没有救援的努力。公元2年，汉平帝在位，北方大旱、蝗灾之后疫病大作。史书记载朝廷下令：“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把病者集中安置，给药治疗，这是中国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大规模防疫举措。唐代设“悲田养病坊”，并派医生巡回诊视；宋代建立“惠民药局”“安济坊”，为贫民发药看病。如果把这些机构放在今天它们像散布在各城的微光，照到的人有限，却代表着国家与士人对公共健康的早期关照。
微光无法照遍千里。制度的承压点太多：税、役、兵、灾、疫层层叠加。所谓“石”“亩”“钱”等单位，在古人的生活里是直指口粮与土地的尺度。石为谷物计量（不同朝代重量略有差异），亩为田地面积，钱为货币单位。李悝那笔账里的“每亩1.5石”与“成人每月1.5石”，意味着粮仓的出入几乎相抵；税收的“十分之一”在纸面上看似不重，落在一家五口身上却是压向一年的十指。
灾荒与反应链
瘟疫的杀伤并不仅止于生命本身，它会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：人多死，地少有人耕；地荒粮缺，饥荒随之；饥荒引新的疫病，循环反复。历史上多次王朝更替，往往既有战败，也有民生崩坏。明末之所以守不住京师，不只是兵法的得失，亦是府库空虚、里坊萧条，百姓和士兵都在疾病里消耗。回看东汉末年的人口断崖，战争只是引线，疾疫是炸药。
制度如何压迫，抵抗如何发生
当制度把人背向田地，反抗则在另一头萌芽。秦时的法令，规定戍边延误当斩，陈胜吴广走到雨中，掀起了历史书页最熟悉的一次起义口号。元代的治河见善念，却在强征中走样，红巾军迭起，终至改朝。隋的运河，《资治通鉴》里记下它的伟大与残酷，工程的长久效益，配着一张张无名的逝者面孔。
税制改革层面的逻辑与现实
从两税法到一条鞭法，再到摊丁入亩，行政技术在进化：统一、并科、折银，目的都是简化税目、减轻“名义上的”负担。然而现实里，地方与里甲之间存在广阔的灰色地带，基层吏员的润笔与加码，把“中央一两”变做“地方一两三钱”。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定律。长期而言，改革的计划在出台时看上去清晰，落到土地上却会被无数具体关系扭曲，这既是制度之难，也是人性之难。
家庭与孝道：在裂隙里自救
回到李密与杜甫，他们的选择指向两种古人常见却难的道路。李密以孝道为先，在官途边缘为祖母守岁，换来朝廷的善待，背后是一个碎裂家庭的自救。杜甫以迁徙求生，诗句里充满道路与雨声，他对百姓的悲悯来自一身的漂泊。把两人放在一起一个用退拒来坚守，一个以奔走求存，但他们共同指向一个现实：在制度与灾难的夹层中，家庭是最后的容身之所。
地方上的沉重与国家的尝试
汉平帝年的防疫，唐宋的医疗设施，说明国家并非毫无作为。这些点状的照拂很难抵御面状的灾难。东汉末年的人口断崖数字刺目：从5648万到763万，锐减85%。如果只看战役，会误解历史；把疾病、税役、饥荒放在同一画布上，才能看见百姓为何“室室有号泣之哀”。在赤壁的胜负里，病气替孙刘压重了砝码；在北京城的陷落里，瘟疫先把城墙里的筋骨抽空。欧洲的卡法城，把病作为武器投向城内；中国的历史更多是病自然卷走人心与劳力，间接改变战局。
微小的单位与巨大的漩涡
那一笔“百亩、150石”的账，和“每月1.5石”的口粮，是将宏大历史拆回到一家人的锅灶。加上“衣被三百钱”“祭祀交际丧事三百钱”，再减去“十分之一”的税，最后“还差四百五十钱”。数字冷漠却准确地指向了一个事实：即便是丰年，家庭在某些制度安排下仍难持平。商鞅的“倍其赋”逼分家，分家意味着抗风险能力下降；徭役要求自备粮具，意味着同时期的田地荒芜；税法改革喊着简化，却被地方加码吞噬原意。
被记住与没被记住的人
历史给了李密、杜甫这样的名字以光亮，也留下一些句子：李密“母孙二人，更相为命”，杜甫“雨脚如麻未断绝”。曹植的“家家有僵尸之痛”，曹操的“铠甲生虮虱”，都把宏大变成细节。可是更多人在史书里没有名字。他们在防疫命令里被称作“民疾疫者”；在工程中被称作“民夫”；在税单上是“某户”。如果追溯到公元2年，汉平帝下令“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”，那是一次值得记取的温情。但在更长的时间里，人们仍然要在风沙、烈日、冷雨、严冬之间劳作，晁错的那段话像日历：春耕、夏锄、秋收、冬藏，其间还要砍柴、修官道、服徭役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，古人的生存常像赌博：未知的瘟疫、突至的徭役、随时加码的税赋，都可能把一家人的岁月打碎。杜甫盖起的茅屋会被八月的风掀走；李密的仕途会为了祖母止步。人们在制度之外尽力而为，在灾难之间求生有时更需要运气。
想一想今天：我们仍然会抱怨房价、工作与通勤，压力不小。但与古人的同一张账本相比，我们至少可以把“衣被三百钱”“医药谁置”换成更确定的答案。唐宋的医疗机构是微光，我们有完整的医疗体系；汉平帝的“空邸第”是临时安排，我们有更成熟的公共卫生制度。古人之难，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自我苛责，而是提醒我们珍惜那些看似普通的保障：吃得饱、屋顶不漏、病有医。这些在过去，都是奢侈品。今天能有它们，等于赢过了九成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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